他破解了“芯片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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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企业家精神是第一生产力。
01
养蜂业的“芯片级”难题
最近两年，中兴通讯、华为遭遇美国的“毁灭性封杀”，凸显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沉痛现实。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而言，如何突破“卡脖子”难题，是必须交的时代考卷。
如何突破？这一重大难题，汪氏蜜蜂园创始人汪尤金早在 90 年代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借鉴价值的实践案例：如何杀螨是蜜蜂养殖行业的“芯片级”难题，“华佗无奈小虫何”成为中国蜜蜂养殖行业最大痛点，长期被跨国公司“薅羊毛”。“ Wang's 螨扑”的艰难诞生对于中国蜜蜂养殖产业具有历史里程碑式的意义。
汪尤金传奇
“蜂王”汪尤金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物。
▲笔者青城山拜会汪老先生
汪尤金 20 来岁就在其家乡四川省资阳市从事教育工作，算是很好的起点。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7 年政治运动席卷神州大地，年轻而又豪爽不羁的汪尤金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此他挨斗受整，厄运难逃。
为了生存，也为了解除精神痛苦，他离乡背井，走遍大江南北，意外与蜂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过数年的奋斗，他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从养一箱发展到养百余箱蜜蜂，成为风光无限的“万元户”。
正当他想在中国蜂业干出一番成绩的时候，“文革”又爆发了。汪尤金因为实事求是历数了一位县工商局局长见财眼红、敲诈勒索的事实，再次惹祸。在周围群众的暗暗保护、支持和帮助下，他成功逃脱，从此浪迹天涯长达六年。
1979 年中国养蜂学会成立之际，尚被“通缉”的汪尤金因一篇养蜂论文而被破例邀为大会特邀代表。
80 年代初期，汪尤金的冤案被彻底平反，重新走上了教育岗位，被县科委借调去研究和指导全县养蜂业。然而，微薄的工资难以养活全家。
为了生计，他毅然下海，在家乡创办了全县第一家养蜂场。不久，他率领子女南下珠海养蜂。
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长期以来，受到计划经济的制约，蜂产品却非常单一，主要只有少数槐花蜜、茶花蜜、椴树蜜。连唐代本草拾遗中记载的皇家贡品黄连蜜也被人遗忘了。
汪尤金南下珠海创立汪氏蜂业，提出特种蜂产品的概念,率先创办蜂业连锁经营模式。汪氏蜜蜂园成为中国首家专门从事特种蜂产品研究和开发的大型养蜂企业，集养蜂、科研、产品加工、销售于一体。汪氏蜜蜂园 1998 年挥师北上，在南昌建立了江西汪氏蜜蜂园，跃居中国蜂业龙头企业。
我国现有蜂群 800 万群左右，蜂农约 30 万人，蜂产品产值估计为 32 亿元。不仅如此，养蜂业还能促进农业增产增收：蜜蜂授粉效益是直接收入的 100 多倍。试验证明，有蜂授粉比无蜂授粉的油菜增产 30% 左右、向日葵和荞麦增产 40% 左右，瓜果增产 50% 以上，棉花增产 10% 左右…… 养蜂不占耕地，不用粮食，每年产蜜糖达 20 万吨和大量的营养剂—花粉及蜂王浆、蜂胶、蜂毒、蜂蜡等。
养蜂业的“芯片级难题”：华佗无奈小虫何？
每个行业都存在隐秘的“瓶颈”。
长期以来中国养蜂业存在着一大祸害，就是蜜蜂身上生长着一种肉眼难辨的螨叫蜂螨，导致蜂群死亡，造成养蜂人倾家荡产。汪尤金说：
养蜂这么好，为什么不人人都去养蜂呢？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人们把养蜂称为“天财”，就是说养蜂要靠天吃饭，弄不好就要全军覆没，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蜂螨的危害。我在 80 年代养蜂业曾因螨害而弄死了大量蜂群。蜂螨是养蜂业的大敌，小小蜂螨像吸血虫一样吸取蜜蜂身上血淋巴。因其传播广、危害大，曾猖獗泛滥，使世界很多国家的养蜂生产濒临灭顶之灾。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可以说凡是养西蜂的蜂场，无不谈螨变色，视蜂螨为洪水猛兽，蜂螨几乎让 100% 西蜂群受到感染，而且每年如此。
最初，治蜂螨之药最初全靠进口，价格之高令养蜂人无法承受。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环节”，却成为养蜂业最大的痛点，这种现象被称作“卡脖子”。可以说，“治螨药”就是养蜂业的芯片。
如若不能实现“治螨药”的突破，中国养蜂业将陷入给外企“打工”的尴尬境地——国人辛辛苦苦养蜂赚吆喝，外企轻轻松松卖药赚大钱。
汪氏研发之路
过去，我国曾筛选出不少蜂药进行防治蜂螨研究，但始终未找到一种理想的特效药。鉴于蜜蜂生物学特性，要求该药：
1、对蜂螨具有很强的杀伤力，而又不伤蜜蜂；
2、要求有效期最低在 21 天以上，这是蜂螨生物学特性所决定的，否则如蜂群在繁殖期遇螨害就束手无策；
3、对蜂产品无污染或少污染；
4、使用方便、快捷、省工、省力。
中国的蜂药厂多至五六个，也无非就是将国外的一些原药拿来分装或加在其他载体上而已。离不开进口原药，根本说不上什么科技含量。外资企业心中偷笑：华佗无奈小虫何？
1977 年美国Zoecon公司发明氟胺氰菊酯原药，80 年代由瑞士山德士公司生产并开发出 Apistan 塑料治螨片，震动养蜂界，这款理想的杀螨特效药由日本三菱化成工业株式会社获得亚洲总代理权。90 年代初日本派了一位叫竹叶申生的人在北京民族宫设办事处，专门从事 Apistan 片的中国市场开发。
当年每包 Apistan（20片）的进口价，高达 36 美元，是后来汪氏资阳螨扑价的 40 倍，这对我国低收入的养蜂界来说只能望“洋”兴叹。
此后，汪氏利用国内残存的少量进口马扑立克药液（10% 有效成分），率先推出木片螨扑。“螨扑”名声大振，资阳螨扑被广大蜂农誉为“神药”。
日本的竹叶申生气急败坏，联合欧美各国严厉对亚洲尤其是中国进行封锁。至 1995 年甚至扬言，要在该原药中加上对蜜蜂有剧毒的药物，何其狠毒。许多养蜂界同仁闻此怒不可遏。
当时在资阳药厂办公室，每天都有七八位，甚至十余位坐在那里等着购买螨扑的蜂农和经销商，有的甚至通过资阳的党政领导出面来开后门。当时的“资阳螨扑“在外面市场像股票一样，价格炒到每包达 48 元，而出厂价每包才 6 元（汪尤金下了死命令不准涨价），同时每天要货的信件真像雪片似的飞来。而汪氏厂库存原药最多能坚持 2~3 个月。
此时，汪尤金面临一个经典的诱惑：
• 可以转卖日本经销的瑞士产 Apistan 成品，但价格不低于每片价 1.8 美元，即每包 36 美元；
• 德国拜尔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金先生也请汪尤金吃饭，力邀汪氏成为其生产的另一类似杀螨蜂药——“螨必清”中国总经销。但他们的价格同日本人一样，是中国蜂农根本无法接受的。
汪尤金通过广州、珠海、深圳、天津、上海、北京的分支机构和各方面的朋友，试图向欧洲各国及加拿大、美国等地区经销商辗转求购氟胺氰菊酯原药，所用交通信息费最低也在 10 万元以上。遗憾的是几乎回答都是一样：
有这个货，但不能销往中国。汪尤金说：
这本是我意料中的事，摆在我面前的路别无选择，依附国外解决原料问题已是不可能的事，要买他们的产品，无异于承认当他们的经济奴隶，那我们怎么办？如何面对中国数十万殷切希望的蜂农，我们汪氏蜂业难道就束手无策？直应了“华佗无奈小虫何”这句诗词。尤其当听到日本经中国蜜蜂研究所捎来的信息，“如果汪氏还要向国外进口螨扑原药的话，我们（指日本和欧美的联合封锁团体）将在 95 年 5 月 1 日之后在原药中加上对蜜蜂有剧毒的农药”。可以说凡是有志气的中国人，无不为之动容。我老二汪伦闻听此言，破口大骂：“xxx太黑心了！”同时要求我：“爸，下决心，哪怕倾家荡产我们也自己研制！”此时的我已将赚钱蚀本，身家财产置之度外，当时只想，若能造出这个原药，让外国看看，出这口恶气，纵然我又回到 80 年代初期那时的真正无产者状态，也心甘情愿。
我有两个怪脾气，大概还是我当年成为右派的主要原因：一是孤芳自赏，生就一副傲骨，从来不服气，也从来不愿求人。当年在我落难最苦的时候，曾经发个誓：除了为我子女（五个）读书，决不低三下四求人，我最恨的是奴颜媚骨；二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中国广大蜂农对我汪氏蜂业抱有很大的期望，成千上万的求购信整整装了几大麻袋。记得 93 年有一位河南的养蜂员，不远千里花费几百元，从郑州坐火车来我厂求购螨扑，结果只买了 12 元钱的货（两包）。我问他为何不在当地购买，他说一怕假货，二是赶时间，是我深深感到螨扑对养蜂员是何等重要。云南一位陶姓养蜂员，为到我厂购螨扑，到资阳后被匪徒用蒙汗药蒙昏，遭抢劫后被打的遍体鳞伤，险为几包螨扑丧命。
经全家人商议，汪尤金决定破釜沉舟，直航这高科技领域的禁区。汪尤金和汪伦及老三汪玲（华西医大毕业）分头行动，父女三人跑遍神州大地，先后与天津南开大学、上海防疫医学科学院、上海农药研究所、江苏农药研究所分别达成共同攻关研制协议。
中科成都分院的一位朋友咨询，一听说汪尤金要研制生产菊酯类农药：
怎么，你要生产菊酯类农药？算了吧，你是不是钱多的没地方用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有机化研究所早 80 年代就从事菊酯类农药的研制，将成果转让给重庆农药厂中试生产，结果该厂耗资几百万元还是没有产出成品。
南京农药研究所一位科研处处长警告汪尤金：
你一个私营企业，要来搞连我们都感到头痛的高科技项目，你知不知道目前你们西南地区还没有一家农药厂敢问津你要搞的这种难度很大的菊酯类产品？如果这么容易，你们四川彩虹灭蚊药就是菊酯类农药，为什么不自己搞，还是只有依靠日本进口，我看你还是算了吧，我们也不愿白白浪费你的钱。
汪尤金知道对方是中国研究菊酯类农药的权威，就说：“我相信你们能行。万一研制不成功，我也不怪你们，研究经费我愿意预付。”协议签订了，当即预付研究经费一万元，但后来事实证明：不知是不重视还是他们派的人不行，在协同研制攻关中他们出的点子，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添了不少乱子。
汪尤金说：
上海两家的研究进展也很不理想。也难怪他们不努力，确因本项目的难度太大，单就所需的原料，很多就是国内没有的，其中有个叫 D-缬氨酸的，他们找不到，只好我自己出马了，上海没有，中科院生化研究院答应试制，但需时间且没说把握，而且要价高得惊人；问询沈阳、兰州等化工研究所，结果令人很失望。我又从上海飞北京，转了几天好不容易在一家专营店查出只有两克，单价为 175 元。交款提货时说货还要去郊区很远的一个什么寺庙取，结果我和爱人打的用去 200 余元，终于如愿以偿。通过专营店介绍、了解说广州还有一克，我马上叫当时还在华南理工读书的汪燕，赶去买到手。总之，从实验室研制到后来的生产，为了求购原料，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还有其中几种原料是专门从国外进口。
功夫不负有心人，95 年春天津南开大学元素所传来好消息，他们的小试有结果。汪尤金马上飞往天津，但元素所的所长——中国有名的化药专家黄润秋所长告诉汪：“我们仅仅是初步得到了几克产品，离我们转让条件还很不成熟，我看……”
汪尤金急不可待的要求：“我实在等不及了，家里的原药一月前已用光，我必须马上上马！”
黄所长：“不行！搞研究是急不得的。小试还未最后完成，还有中试未做，谁敢直接投产，这是从来没有的事。”
汪尤金保证：“成功与失败与你们无关，你们只把我派来的人在实验室教会，出产品就行了，转让费我可以分期支付。”
黄所长拗不过汪的苦苦相求，终于拍板成交。第二天汪尤金就通知汪伦（科大食品系毕业）、汪玲再带两个高中毕业生，立即到南开大学学习。汪尤金同时在四川招兵买马，首先是请来汪伦的老师徐教授，尔后陆续请了中科成都分院的陈教授、成都化工研究所黄高工、原西北化工研究所所长王教授等等。汪尤金说：
我的信念是：我虽然不懂，但我请的人必须是国内外知名的、一流的科学家，只有他们才能达到目的。
我们的做法几近蛮干，除了几个反应釜是外加工外，其余均是自己设计自己制作，既无图纸又无资料借鉴，就连南开大学的小试转让也无文字资料可循。在内行眼里这种简直是天方夜谭、滑稽可笑。但是在教授的心中却好像胸有成竹、信心百倍。通过几十天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教授不用说更瘦了，产品成功当天，我不知是高兴还是累得昏了过去，进了医院，我老二汪伦不知何故靠在墙边就倒了下去，马上送进了医院一检查，医生愕然一切正常，就是叫不答应，原来是睡着了。这场战役的紧张、辛苦程度可见一斑。
首产成功，汪尤金得意忘形，大有“高科技不过如此而已”的感觉，早把天津、南京方面权威人士的警告置之度外。正当高兴的时候，第二锅就出了问题，而且找不到任何原因，什么条件都未变。汪尤金猛省：
高科技毕竟是高科技，还是只有按权威专家的意见，再从实验室开始。
三年时间里，在以徐翰教授为首的汪氏蜂业四川资阳蜂药厂专家教授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日夜奋战，先后做了近 400 余次实验。购买的美国贝克曼公司产的高压液相色谱仪的使用频率，是中科院成都有机所高压液相色谱仪使用率的 10 倍以上，数十捆图谱早把文件柜挤得满满的。从实验室开始到中试到正式投产，生产出的原药，同时又再从实验开始对其终端产品—— Wang's 螨扑的制作工艺、配方研制等的系列工程，直至包括生物检测，都要一步一步地走前人未走过的路。
历时三年，终于大功告成。
汪尤金的成功给中国数十万蜂农带来了极大的喜讯，祝贺信每天雪片似的飞来，一天最多收到过 134 封来函。至今已收到数以万计的来信。
“汪氏螨扑”的研制成功，是我国养蜂业的重大突破：第一，蜂蟎是蜜蜂大敌，该产品又是治蜂蟎的特效药，保证了我国养蜂业的健康发展；第二，对蜂蜜无污染，对人民健康有利。我国自该产品问世以来，杜绝了蜂蜜出口退货的索赔事件；第三，该产品因保证蜜蜂健康成长，大大提高蜂王浆、蜂蜜等产量，加上蜜蜂授粉增产，估计至少经济效益也在 15 亿以上；第四，打破了以日本为首对该药的垄断地位，为中国人争了口气，确立了世界养蜂大国真正独立的地位。汪氏产品研制成功，逼走了日本设在北京民族宫为推销产品的办事处。
1997 年底，“汪氏螨扑”在中央电视台亮相，正式通过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的时候，日本突然宣布对螨扑原药解除封锁。他们通过不同渠道向汪尤金喊话：现在还买不买氟胺氰菊酯原药？多少都可以！
“汪氏螨扑”研制的成功将中国推上了世界养蜂业之林。汪尤金说：
民营企业家很大部分都是逼出来的，我也毫不例外。想当年，我为五个子女上学交不起学费才从单位下海成立蜂药厂。后来，托着全国蜂农的殷切希望之情才铤而走险研制“汪氏螨扑”，而今又将汪氏蜂业推上世界蜂业之林，林子大了，猛兽也多了，我还能坐以待毙吗？
1997 年 9 月 6 日，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召开的第 35 届国际养蜂大会暨养蜂博览会的颁奖仪式上，汇集了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派出的养蜂界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等近 2000 余人。颁奖仪式庄严而热烈，尤其是几乎囊括全部奖牌的欧洲人，表情激昂。当颁奖仪式进行过半的时候，中国蜂业代表团的 51 名代表已深感失望，垂头丧气，哀叹堂堂世界养蜂大国，竟然在数十个奖牌中一个也沾不上边。汪尤金回忆说：
我正无精打采之时，突然听到一声“CHINA……”，我只感惊奇，但不知我国哪个公司获得了如此殊荣？只听我女儿汪燕猛拍我的肩膀说“我们得奖了！”那股欢喜劲乐得坐在她旁边的妈妈热泪盈眶。好多人向我们祝贺：“你们真不简单，一鸣惊人。这次大会的几十个奖牌，除欧洲人外，只有三个奖牌被其余四大洲人分摊，而你们就抱回一个，为中国争了口气。”中国养蜂学会的秘书长说：“世界养蜂大会是两年一届，我国在上届（ 34 届）就一个奖也未得到，你们这次获奖是连续四年中我国唯一的一次，感谢你们为国争光。”
自此，汪氏蜂业也成为世界养蜂业各种会议的必邀常客。98 年在尼泊尔召开的第三届养蜂大会，汪氏是代表中国的唯一一个展台。“汪氏螨扑”目前不仅肩负着中国数百万群蜂的防治蜂螨任务，而且在东南亚诸国的养蜂者都直接或间接的进口汪氏“螨扑”。汪氏螨扑已经走向世界。
企业家精神是第一生产力
蜜蜂养殖虽是一个小行业，但对饮食、健康有重大意义。
汪尤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
• “汪氏蟎扑”取代了价格高出“汪氏蟎扑”50 余倍的外国王牌药—阿比斯坦，冲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防治蜂螨特效原料药氟胺氰菊酯的垄断。汪氏螨扑在 2003 年获得我国第一个由农业农村部批准的国家级新兽药原料药和新蜂药，也标志着我国高效、低残留蜂药的研发进入了世界级水平。至今汪氏仍为世界仅有的两个能生产该蜂药原料的公司之一。
大道至简。无论是华为在科技行业的突破，还是汪氏在蜜蜂养殖产业的创举，都离不开“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意味着：敢于承担风险；有创新勇气；敢于啃硬骨头；有工匠精神。
这每一点，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都是千钧之重，令无数企业家望而却步。中国大多数产业长期停留于价值链底端，正是因为太多的企业家满足于赚快钱、世界 500 强、福布斯富豪榜，而缺乏突破核心瓶颈的历史勇气，也没有愚公移山的工匠精神。这样的企业不可能长期顺风顺水，一旦遭遇大的经济变局就会轰然倒地，这样的悲剧眼下正在不断上演。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被困于“微笑曲线”的底端，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痛点。对于任何一个行业，要实现“价值链”的提升，就必须依靠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2017 年中央历史性地专门发文“弘扬企业家精神”，正是对如何创新这一命题的高屋建瓴式回答。就此而言，企业家精神是比科技更加重要、更加稀缺的资源。
企业家精神是第一生产力，任正非、汪尤金这样的企业家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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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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